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的中国之行于11月7日晚结束，澳外长黄英贤也将从北京赶往东京。此行是阿尔巴尼斯上任以来首次访问中国，也是自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总理首次访华。

  11月5日，阿尔巴尼斯在上海出席了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等系列活动。他表示，澳大利亚将持续与中国加强沟通，推动旅游、贸易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阿尔巴尼斯说，“旅行是两国人民对话交流的最好方式之一。我们在彼此的国家能了解对方的文化和风土人情。旅游业是重要的双边产业链。”

  阿尔巴尼斯访华希望达成哪些成果？对于改善中澳关系有哪些作用？这是否意味着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方向有所改变？此前，维多利亚州决定同中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但2021年4月澳政府取消了这份合作协议。对此，澳大利亚后悔吗，政界和商界是否有想要重新加入的声音？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联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人大重阳）推出“全球治理大家谈”栏目。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董事会成员，丝绸之路国际商会澳大利亚代表戴若·顾比（Daryl Guppy）就“一带一路”倡议和中澳关系等与记者做了分享。

  知事：今年以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多次表达了访华的意愿。11月4日至7日，他正式访问中国。您认为此访希望达成哪些成果？对于改善中澳关系有哪些作用？

  戴若·顾比：此访对推动中澳关系发展具备极其重大意义，有助于澳方更准确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此前，澳大利亚媒体误导性的报道，以及安全部门危言耸听的简报，对政府的决策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此行是阿尔巴尼斯就任总理后首次访华，为他提供了一个与中国人民互动的机会，看看中国的真实面貌。

  此外，他致力于缓和两国的贸易关系，并解决最近困扰澳中关系的一些问题。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澳大利亚撤销过去多年针对中国产品和服务实施的歧视性贸易壁垒。

  澳大利亚工商界也希望借此访与中方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并期待这次访问取得有益成果。这次的氛围与此前的澳中关系基调不一样，澳方真诚地希望以文明的方式倾听、理解和解决问题。

  知事：从2017年开始，澳大利亚特恩布尔政府和莫里森政府盲目跟随美国，炒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阻碍两国间正常经贸活动，中澳关系和经贸往来降至低谷。如今阿尔巴尼斯政府有意修复与中国的关系，这是否意味着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方向有所改变？

  戴若·顾比：虽然一系列迹象看起来像是政策转变的信号，但实际并非如此。由于澳大利亚越来越靠拢美国的对华政策方针，澳方自身的对华政策方向非但没发生实质性变化，甚至在许多方面还保持了强硬态度。阿尔巴尼斯和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在华盛顿的会晤表明，澳大利亚在对华政策上同美国没有分歧。

  值得注意的变化在于澳方与中国接触的语气，不再“大喊大叫”，不再发表对抗性言论。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官，她明白，无声的外交比大喇叭扩音式的责骂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是一种礼貌的语气，以求双方能顺畅地交流与合作，是双方关系缓和的积极表现，但并非政策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

  倘若将此解读为澳大利亚完全背离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特别是美国炒作的“”，那将是一种误解。但我希望，在这种缓和的气氛里，中澳双方能够开展更多的旅行和交流，更深入地了解彼此的需求和愿望，这符合两国的利益。

  知事：您曾经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丝绸之路”是全球化最早的一种形式，它把丝绸和茶叶带到欧洲。您认为中国是第一个认识到新型全球化，即全球经济核心正在改变的主要经济体，您相信中国将推动全球化的新迭代。那么“一带一路”对于新型全球化有什么意义？

  戴若·顾比：新型全球化的重要之处不只在于“新”，更在于它重新发现了当初丝绸之路的理念：即贸易致力于带来合作互利，而非西方眼中用来征服和剥削的工具。

  在中国古代，以陶瓷为代表的商品沿着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各地。在印尼海域打捞起的中国古代沉船中发现，船上所载的瓷器是专门为与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而制作的，一眼就能看出不是为国内消费而设计的。在欧洲销售的中国古代瓷器也有相同的特点，是为欧洲市场量身定制的独特设计和结构。

  这些设计根据目标市场的喜好经历了重大的演变，并不附带剥削、征服的意味。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可以在罗马和希腊购买到，但不意味着中国需要统治罗马或希腊。同样，中国的茶叶在英国售卖，也不表明中国必须控制英国才能促进贸易繁荣。

  丝绸之路不涉及中国对其他任何国家的军事或政治统治，也不植根于对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殖民剥削，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所代表的剥削型军事控制完全不同。中国从未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它既不是丝绸之路的精神，也不是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

  “一带一路”倡议是过去十年来全球最重要的发展倡议。它尊重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意识形态，致力于促进以互利关系而不是以剥削关系为基础的增长，在平等、开放和包容的基础上共创繁荣，这是其独到之处，也是美欧支持的各种援助项目永远无法比肩之处。

  必须指出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建立在四个重要支柱之上，分别是以港口、铁路为代表的硬件基础设施，以跨境贸易的规划和监管框架为代表的贸易基础设施，以数字化的经济推动下支付系统的改进和区块链技术对商品、服务认证的软件基础设施，以及长期资金市场运作为代表的资本基础设施。

  这四大基石构成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精髓，也使“一带一路”成为了全球贸易合作的未来所在。因此，慢慢的变多的国家积极加入其中。

  知事：此前，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决定同中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但是2021年4月澳政府取消了维州政府同中方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对此，澳大利亚后悔吗，政界和商界是否有想要重新加入的声音？

  戴若·顾比：我所在的州政府力主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但由于美国的反对，努力并没取得效果，澳大利亚在国家层面上独立制定外交政策的能力正在倒退。

  目前，联邦层面和州政府的领导人之间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比如西澳大利亚州和维多利亚州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澳大利亚的经济与中国有着内在的联系，苛待我们的中国客户毫无意义。通过与中国在国家层面的共同努力，我们大家可以合作制定贸易政策和应对措施。

  遗憾的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时，我们的联邦政府已经受到某些秘密安全机构建议的严重影响，并坚定地向美国倾斜。虽然西澳大利亚州、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强调中澳关系的重要性以及澳大利亚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潜力，但短期内澳大利亚不太可能正式加入该倡议。

  尽管如此，我认为澳大利亚未来会水到渠成地参与到“一带一路”中。原因主要在于，澳大利亚在东盟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都已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它们已经接受了“一带一路”的协议、标准和流程。

  以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的运营为例，它不仅包括实体基础设施，还包括票务和铁路维护所需的软件。与此同时，新加坡最近完成了基于区块链的通关流程，明确说采用该系统将加快通关速度。

  至关重要的是，印尼和新加坡的系统都符合并遵守“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如果澳大利亚的目标是加强贸易，并寻求维持和改善市场准入，就必须承认和接受“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采用的标准。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如果我们采用“一带一路”的标准对接中国的跨境协议，对华出口的通关速度会更快、效率会更高。

  对于澳大利亚企业来说，掌握这点至关重要，即使是那些与中国或“一带一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企业。因为面对新条件和新流程，企业自然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政府也需要一些时间来跟进。虽然澳大利亚在短期内仍不太可能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但澳大利亚企业已经在积极接受和运用“一带一路”协议和程序。

  戴若·顾比：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能大大的提升澳大利亚进入全球市场的效率，促进跨境交易，简化贸易结算流程。以往，结算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要2到3周的时间，还会让企业面临货币波动和交易对象的不确定性。如果参与“一带一路”，通过基于区块链的结算系统，特别是利用数字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不但可以缩短结算周期，让交易和结算同时进行，还明显降低了涉及巨大金额的汇率风险。

  目前，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仍然主要依赖出口。因此，任何能拓展进入全球市场的渠道、提高流程效率、同时降低汇率风险的举措，都对澳大利亚有利。这是澳大利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能获得的最关键的优势。

  此外，中国已经走在部分先进的技术的前沿，特别是在数字化的经济领域，比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发展领先一代。为应对新冠疫情，西方经济体最近几年才开始加速采用数字交易，而中国的数字技术早在疫情前就得到了高度发展。

  为了提高竞争力和生产力，简化流程，澳大利亚必须把握和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的四大支柱之一——数字平台基础设施，这也为我们更好地进入中国长期资金市场提供了条件，呈现出无限的发展前景。

  澳大利亚进入中国长期资金市场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它提供了一条通往目前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的直接途径，让澳大利亚投资者能够参与前沿科技项目，并投资于中国的蓬勃发展；其次，它为贸易和投资提供了更广泛的可能性，增强了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能力。

  在澳中关系未陷入紧张的一段时间里，大量中国投资进入澳大利亚。然而，即便是在澳中合作的鼎盛时期，中国也只位列澳大利亚的第五大投资国，英国、法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国家都在澳大利亚有更大的投资。这表明，中国对澳投资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和扩张余地。

  知事：在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中，只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3个国家既没有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或备忘录，也没有正式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或者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您怎么样看待这种现象？

  戴若·顾比：这一决定反映了无知阻碍进步，霸权凌驾合作，而合作正是亚太经合组织成立的初心所在。说起来有点讽刺，因为亚太经合组织最初是由澳大利亚提出的倡议，奇怪的是，它当时遭到了美国的反对，美国根本不想参与其中。

  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所持的观点，主要基于它们自身的历史表现。简单来说，就是西方对于中国的揣测，大多来自于自己曾以那样的方式行事。

  这种怀疑源于对中国历史的无知。中国已经证明了它有能力在不诉诸军事胁迫的情况下促进国际贸易和经济稳步的增长。唐宋时期，在没有军事统治的情况下，中外互惠互利的贸易关系蒸蒸日上，这段历史决定了中国对全球贸易的历史态度，并持续影响着中国对全球市场的参与。

  亚太经合组织在促进亚太地区合作和经济稳步的增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相关国家放弃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决定，不仅有悖于合作共赢的精神，也损害了对亚太经合组织的支持。

  知事：您此前谈到了了解真实中国的重要性，您应该到过中国很多次，上次是什么时候？

  戴若·顾比：我上次访问中国是在2019年的12月，就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机会再来，所以我不太了解中国的最新情况。然而，我从与同事和消息人士的讨论中了解到，这几年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有重大发展，特别是数字化的经济领域。

  这些变化非常令人兴奋，并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我们庆祝“一带一路”十周年之际，有必要指出，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在侧重点和应用方面有所变化，但其核心目标始终如一：提高贸易效率，促进合作。

  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在过去的三四年里，数字化的经济的进步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使其成为一个更具生产力的经济体。这些进步也影响着“一带一路”，惠及所有共建国家。

  知事：您来过中国很多次，但大多数西方人可能从来就没亲自来过中国，只可以通过媒体来了解中国，进而建立对中国的一些刻板印象。在您到访中国时，有哪些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真实的中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有何不同？

  戴若·顾比：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答案有两个方面。首先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自1840年战争以来，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并没取得显著的进步。

  尽管我在新加坡和华人同事一起工作了很多年，但当我真正来到中国的时候，发现我的许多先入为主的观念，我的许多想法、许多假设都是非常错误的。

  总的来说，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往往是建立在中国南方地区的文化背景上。如果你考察一下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华人社区在全球的分布情况，就会发现，当地中餐馆的经营人员大多来自客家人，比如说福建人。

  再举个例子，我们以为大米是全中国的主食，却没意识到，在中国北方，人们的主食是以小麦而不是大米为基础的。我们甚至不了解米饭在一顿饭中扮演的角色，在包括香港和广州在内的中国南方地区，米饭是每顿饭的基本组成部分，贯穿用餐体验的始终。然而在北京，米饭通常会在用餐结束时上场，作为收尾。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容易产生误解的例子，但也突出了重新认识中国的必要性。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通过教育和文化接触吸收的知识，都受限于中西方理解方式上的巨大差距。这里说的不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而是普通人，他们对中国的习俗和文化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地的中餐馆塑造的，这些场所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南方（主要是沿海地区）的传统，甚至是有一定历史的传统。

  所以，当人们第一次踏上中国之旅时，可能会感到相当震惊。因为他们遇到的是一个现代的、充满了许多活力的、先进的、复杂的经济体。

  其次，我们还看到叫嚣“对华战争”的宣传运动日益高涨，特别是由美国人和某些西方媒体带头，其中一些受鲁珀特·默多克的影响。这种宣传运动几乎将中国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打上负面标签。例如，当石油价格持续上涨时，第一天它被归因于“中国经济的衰退”；第二天，它被归因于“中国经济的扩张”。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许多人没办法理解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多样的文化和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人们通常认为每个中国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和行动，没有一点不同的观点。西方社会中都会存在着对中国的误解，其程度之深，很难一言以蔽之。

  我们需要长期的文化交流、学术交流、人员交流和旅行交流，才能弥合这种对华理解上的误差。长久来看，交流沟通积累下的经验，能够最终靠时间慢慢进入到政治阶层，进入我们的官员和领导人的脑海中，帮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自身很幸运，曾多次前往中国，探索了从北京到新疆，从广州到大连的各个地方。例如，西安与北京有很大的不同，就像北京与上海、广州和香港的不同一样。要真正与中国打交道，我们一定要既考虑到中国的整体性，又认识到它的多样性，并学习怎么样与这个庞大而多元的社会有效互动。

  知事：如果您能对澳大利亚人民说一句话来帮他们了解真正的中国，您会对他们说什么？

  戴若·顾比：谦逊。重要的是认识到每种文化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果你不愿意学习，再多的教育也不能阻止无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知事：我们常说，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两国关系的基础。经历疫情之后，似乎中澳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变少了。为促进两国民众的交流，两国政府该如何做？

  戴若·顾比：我认为，两国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简化签证申请程序。如果人类能方便地在两国之间旅行——从澳大利亚到中国，从中国到澳大利亚，这将有利于旅游业，有利于澳大利亚和中国的经济复苏。

  更重要的是，这也为人们探索和接触彼此的文化提供了机会。虽然高层次的智力和教育交流很重要，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联系，并接受其他几个国家提供的多样化体验同样至关重要。

  我不奢望两国能够免签证旅行，但简化签证申请程序对彼此都有很大好处。或许可优先考虑，建立一种类似于印尼落地签或新加坡无障碍入境的制度。目前，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签证程序都很复杂，这对于人员的自由流动和友谊的培养构成了一定障碍。